马明达教授指出，“国学”这一词汇最先出现在日本，本义是：一个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19世纪末，在对“举国欧化”的忧虑中，日本出现了提倡国粹、国学的言论。“国学”成为对抗“西学”的思潮，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戊戌维新时期，国学思想传入我国，因此，如同“社会”、“哲学”、“体育”等许多新词一样，“国学”这个词也是来自日本的“和式汉语”。在维新与保守的斗争中，日本对“国学”的固守成为清朝保守派排拒西学的理据。这时，保守者只借用了“国学”这个词，并没有从学理上、思想上有所认识，并加以分析和阐述。这是国学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历史时期。

　　民国初年，国学的概念有了学理上的深化。学者们逐步认识到在全面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建构新的国学体系的重要性。以国学来“对应”而不是“抗拒”西学。对应意味着学习与交流，而交流才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在国学拉动下，儒学被重新审视，不再被简单地打倒和否定。国学逐步走热，以怀疑的态度研究古史，成为新的学潮，学界非常开放，思想活跃，名家辈出。国学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期，也可以说进入了它的昌盛期。

　　1912年北京大学创办了《国学季刊》。在创刊号上，胡适先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国故学”，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季羡林先生提出的“大国学”。胡适认为，所谓“国学”就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上至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这样他就把国学的内涵放大了，“国学”的大结构初步形成。

　　国学体系可以说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它的基座，就是“大国学”、“国故学”，是中华民族古代和现代所有民族共同创造的共生文化，我们把它叫作“中华文化”。国学的中层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学科：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还应加上体育，特别是以“国术”为代表的民族体育，或者叫本土体育。金字塔的顶端是儒学，是中华国学的核心，也有人说是儒释道。

　　由国学而及其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国大地，特别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沿海大城市，国医、国乐、国剧、国画、国语等一系列“国”字头学问勃然兴起。

　　1927年，张之江及蔡元培、李烈钧等人提出“国术”一词，经申报国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别的体育管理机构“中央国术馆”，并在全国各省、县成立了不少地方性国术馆，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国术馆体制。

　　国术是一个项目体系，包括了武术的套路表演，此外还有武术的竞技项目：散手、短兵、长兵、摔跤、射箭、毽子、举重等。1935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运会上，国术被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取了拳术、器械、摔跤、射箭、弹丸、踢毽、测力六个比赛单项。当时，国术与国学紧密相连，著名国术家往往是饱学之士，甚至是有大学问的人，如唐豪、陈微明、胡朴安、徐哲东、吴志青等。

　　那时候我们的国术发展到了最好的状态。我的家族和国术的关系很密切，1927年以前张之江先生开始探索国术的时候，主要的依托人是我的父亲马凤图，他们在张家口创办了“新武术研究会”。不久，张之江去南京创办“中央国术馆”，我的二叔马英图是他的主要随员，也是散手、短兵、长兵与摔跤规则最早的制定人。先父在西北先后创办了青海、甘肃两个省级国术馆，是国术的积极推广者。

　　原生态的儒学主张文武并重，动静协调，注重身心兼修，即孔子所谓“文武缺一非道也”，有文识者必有武备，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保证健全的思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太过看重养生，而不够重视健身。养生有道，健身有术，要有具体的方法来强健自己。什么是健身的最好方法?一是持之以恒，二是力量训练。现代科学证明，适当的力量练习，是最为有效的生命强化方法，这与中国古人的认识相合。肌肉越强大，力量越强，更能保证心脏肌肉和内脏的正常工作，刺激激素分泌，延缓衰老，增大骨强度，延缓钙质流失，还能够加速血液循环。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只有珍惜生命，努力追求健康的生命状态，才能够保证正常的思维，才能很好地担负起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把身体摆在第一位，参与体育，强健体魄，享受生命，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