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6日，由广州市社科联、华南理工大学联合主办，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和《城市观察》杂志社承办，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家创新型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协办的“设计城市：广州迈向枢纽型网络城市”圆桌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红楼一楼报告厅举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顾朝林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唐子来教授、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客座教授王缉宪等三位著名学者发表主旨演讲，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许学强教授做专家点评。研讨会围绕广州提高全球影响力，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空间响应等问题，由演讲嘉宾与到会嘉宾、听众互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常务副院长孙一民教授、经贸学院丁焕峰教授、建筑学院刘玉亭教授等参与了研讨。广州市社科联副主席谭晓红、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常委陶韶菁、社科处副处长李石勇、建筑学院党委书记司聚民、常务副院长孙一民、《城市观察》杂志社社长钟萍等有关部门领导，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等相关学术研究和政府机构人员近200人出席了会议。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常委陶韶菁、广州市社科联副主席谭晓红代表主办方致辞，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系主任王世福教授主持并做总结性发言。
            全球城市体系的重要表征日益呈现网络关系中的联系和竞争，国家中心城市的能级更多地体现为全球层面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以及在城市网络体系中承担的枢纽职能，而城市发展动力的培育和发展策略的制定与此密切相关。广州作为千年商贸古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也孕育了璀璨的广府文化。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将促进全球经济与地方文化在广州的交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也为广州再塑世界名城带来了机遇。在此背景下，本次圆桌研讨会把握世界城市发展趋势，关注全球化、信息化新动态背景下的广州城市空间发展和规划问题，邀请深具影响力和思想性的城市研究和规划学者，重点围绕“链接全球城市网络、再塑世界名城”这一主题方向，积极响应广州市委十届九次全会中提出的“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加快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对广州迈向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空间响应进行深度研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顾朝林教授在演讲中，对广州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广州城市发展的综合实力具有显著优势，从房价、通勤距离和宜居性等方面来看，广州是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但与北京、上海或其他全球城市相比，仍在总部经济、科技创新和金融业发展等方面存在“短板”。顾教授认为，枢纽型城市是基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而形成的世界城市体系网络化、多中心结构中的重要节点城市，而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建设更需要在全球网络、区域网络和地方性网络等三个层次的网络构筑中实现，其中注重创新孵化环境培育的内生发展最为重要。顾教授提出，广州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建设主要在于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需要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重要节点，总部经济、科技创新和金融业的发展应成为产业规划和发展的重点，空间的着力点应聚焦现有半径约20公里的通勤圈范围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唐子来教授指出，全球城市体系具有两种“型态”，一是城市群，二是城市网络，前者主要关注地理邻近性，而后者更强调功能上的关联性，企业则是城市关联网络的“作用者”。唐教授从全球、国家、区域三个层面对广州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讨论。在全球和全国视野下，对于中国的四个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成为仅次于北京和上海的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但各有千秋，分别是珠三角地区对接全球资本服务网络的主、次门户城市。对标全球城市，广州的排名显著上升。在网络视角下，深圳的全国关联网络略大于广州，但广州的资本服务的城市地位要高于深圳。在企业网络视角下，深圳的合计外向关联略大于合计内向关联，而广州的合计外向关联和合计内向关联基本相等；而回到珠三角的区域层面，广州和深圳分别是该区域的主、次核心城市，广州是该区域内大部分城市的首位关联城市，而深圳则是大部分城市的次位关联城市。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客座教授王缉宪认为，与香港相比，广州具有包括铁路、公路、省会地位等多元的枢纽重叠的优势，而广州与香港相似之处在于其贸易中心的传统定位。要充分认识市场的作用和做法，找到政府与市场最佳配合方式。广州需要充分借鉴香港的经验与教训，要将自身摆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看，特别是在枢纽城市的功能从实体贸易上升到金融中心的背景里来思考。王教授强调，网络化不是目的，强化网络枢纽城市的过程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再追求GDP第一和以“执区域中心牛耳”为目标。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许学强教授对上述主旨演讲的内容做了精彩点评。他认为，广州需要站好自己的位置，扎扎实实从广州自身的条件出发，认清自己的长处和优势，要有充足的自信向全球城市冲刺；也要看到自己的劣势，需要下大功夫解决在总部经济、科技创新和金融等方面的短板，提升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国务院批复的《广州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对广州的城市定位是很清楚的，需要认真落实。
            在圆桌研讨环节，丁焕峰教授提到，广州在人类发展指数评价方面位居全国榜首，而在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评价中，也第一次上榜，虽然位居35位，但广州的金融已有一定发展基础；广州在辐射力、产业化和创新创业氛围方面，确实存在一定差距。孙一民教授以“微信”为例，对广州的创新能力做了阐述，并指出广州需要进一步深耕“内生发展”，继续发挥“幸福城市”的优势，不断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刘玉亭教授提出，广州迈向枢纽型网络城市需要解读和回答“谁的枢纽，什么枢纽？”的问题，站在全球、国家、区域和城市等不同的尺度，枢纽的定位和职能必然存在差异。对于广州，它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链接中国与世界的的重要枢纽，它不同于工业文明时代的、作为改革开放门户城市的深圳和浦东新区，更不同于近来热议的、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未来城市创新实验区的雄安。广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例如以广府文化为核心的Canton文化，它不仅是一种地域文化，也在全球具有影响力。因此，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要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同时要注意尺度敏感性，广州实质是一个城市区域（city-region），而不单纯是一个城市（city）。
    谭晓红副主席赞同上述专家的观点，认为广州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包容的心态，能够海纳百川，以理性平和的气度接纳不同的观点。古语有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广州不必争排名，不必争主次，而是要站好自己的位置，既要看到自身的优势，也要看到不足，关键是增强自信，做好自己，在重要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上做出应有的努力。
    王世福教授最后做总结发言，认为每座城市需要认识和谋划自身在网络结构中的不可替代性，需要全面、创新地去思考广州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发展道路。广州城市的英文名（Canton）以及经香港全球化进程所推进的粤文化（Cantonese）的全球化，实际上承载着海外华人的乡愁，这也是广州幸福感的全球意义。广州的城市精神，则体现在从近代开始就一直在民主制度、开放制度和创新制度方面的不断探索，希望广州能继续引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创新实践。（杂志社）